培育“绿领”，要加强哪些力量

【专家视角】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中国人民美好生活全面实现的关键一环在于乡村的振兴。新型职业农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引领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因此，培育一大批既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又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被称作“绿领”的新型职业农民，是振兴乡村的关键所在。新时期，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向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政策在宏观层面的合力，也需要各相关环节在微观层面的努力。

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的现实之困

历经多年精心培育，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规模不断壮大、类型更加多元、结构持续优化、素质稳步提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然而，面向新时代，审视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其高质量发展还面临一些困境。

内涵认知模糊。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提出了近十年，但受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大众对农民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不歇肩”的主观画像里。大家对新型职业农民到底“新在哪里”并不完全了解，对其新类型、新特征、新素养、新作为的认知不足，一方面导致遴选对象选择困难，出现主观臆断、随意挑选、滥竽充数等问题；另一方面导致培育内容设计困难，出现“全套化模仿”“书斋式设计”“短训化倾向”等问题；同时还会导致培育治理推进困难，出现责权不清、共识难合、共治难为等问题，进而影响到广大群体的参与积极性，出现“只观望、不行动”“等靠要、不主动”等问题。

政策效力式微。近年来，中央和各省份都相应出台了许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随着培育的转型升级，政策可优化空间还较大。一是纵向政策细化还待深入。一些地方没有完全读懂政策初衷、领会政策含义，盲目转发、机械执行，缺乏因地制宜的细化举措和灵活应对，导致培育效果不佳。二是横向政策协同还待强化。培育工作涉及农业、人社、教育、产业等多个部门，尽管很多地方都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或协商制度，但各部门在具体政策制定与执行时，因部门利益和沟通不畅容易引发利益博弈、政令不一、合作受阻等问题。三是政策创新力度还待加强。例如，职业农民身份认证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健全；培育的多元化投入政策体系尚未形成；培育优惠政策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乡村创新创业、“三农”人才队伍建设等政策的衔接还不到位，这些都是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要突破的政策瓶颈。

培育行动粗放。集约化推进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在当前培育实践中，粗放的特征比较明显。一是目标功利化，主要表现为过度注重短期效果、忽视长远效益；注重项目申报、忽略过程管控；注重抓典型出政绩、忽略整体全面发展。二是内容碎片化，表现为教学设计不系统，应急和应付痕迹较明显；师资队伍建设不完整，未能有效整合学界、业界、政界资源；培育内容不全面，存在拼接、拼凑现象，与产业转型、乡村建设、职业发展有效衔接不够。三是过程内卷化，主要表现为培育项目申报上恶性竞争，内耗严重；培育资源多部门分割，配置效率较低；培育对象主要聚焦乡村能人，普惠性不足。四是效果表面化，主要表现为重定性总结、轻量化考核；重数量规模、轻教育获得；重宣传造势、轻实践推广，等等。

2、高质量培育需做好三维对接

大量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而高质量的人才培育需要“有材可教、有政可依、有方可循”。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对接。

培育目标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接。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要求农民的现代化。培育高素质农民是推动农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为此，在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要做到培育变革与农业转型对接、职业发展与乡村建设对接、职业素养与农民分化对接，达成农民职业化发展与“三农”事业现代化推进的深度融合。

培育行动与“五大振兴”推动相对接。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与乡村“五大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同频共振、协作推进。培育目标要以乡村人才振兴为诉求；培育规模要以乡村产业振兴为依据，培育内容要涵养乡村文化振兴元素，培育类型要涉及乡村生态振兴领域，培育主体要赋能乡村组织振兴。

培育重点与“绿领”职业发展相对接。被称作“绿领”的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必须学会运用新技术、新管理、新智慧去深耕现代农业。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突显“绿领”职业特征，分层分批培养现代农作物种植的“田秀才”，畜牧养殖业的“土专家”，乡村建设的“巧工匠”，农业管理的“经理人”，乡村电商的“新主播”，绿色农业的“倡导者”，智慧农业的“先行者”。

3、四力驱动使培育向高质量发展

新的历史时期，要切实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向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三维对接为导向，以问题解剖为抓手，运用系统思维，探索建立起“四力驱动”的培育进阶新路径。

增强培育政策引力。建立完善包括教育培训政策、协同管理政策、财税优惠政策、评估监督政策等在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体系，以政策的优化引领高质量发展。一是发挥党委引领作用，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领导、部署和监督，向社会大众讲明白“为谁培、培什么、怎样培”等基本问题，增强各主体参与培育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改革。重点修订准入制度，破除户口、医疗、教育、社保等限制，加强在乡人才培养，引导下乡人才参与，吸引返乡人才融入；完善质量监管制度，建立从“项目申报、立项确认、经费使用”到“对象遴选、目标设计、内容安排”再到“师资选聘、方式选择、效果考核”的全过程、全环节监管制度，提高培育针对性与实效性；建立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研究不同类型所需的从业资格和职业等级，建立相对统一的认证标准，职级梯度晋升通道，实施新型职业农民持证上岗，完善职业农民制度实现路径。三是引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多维参与。充分利用招生就业倾斜性政策，激励各类应用型高校、职业技术类院校、农广校等培训机构积极参与；采用补贴培训和生活费、支持创新创业等方式，吸引更多群体参与；运用惠农、育农、保农等优惠政策，激发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多维营造乡村“识才、爱才、用才、敬才、留才”的良好氛围。

释放培育变革推力。改革是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十四五”期间，还应大力推动以下改革，持续凝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有效运行的强大推力。一是变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念，全面科学认知农民新内涵、深刻领悟培育新价值，缜密构建培育新思路，基于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视角构建起“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社会”联合发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动力机制。二是变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形式，推进线上自学与线下指导联动、课堂传授与田间示范协同、整体普及与精准滴灌衔接，全面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效力。三是丰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做到人文素养与知识技能性相整合，热点与基础知识相融合，产业转型与职业发展相协调，构建起“人文素养+专业技能+职业才华+事业情怀”的教育内容体系，全方位提升新型职业农民的现代农业胜任力。四是扫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组织运行障碍，实现培育工作纵向信息畅通，横向跨区域跨部门合作流畅，形成纵横交错的育人平台架构，支撑培育工作有效有序运行。

激发培育内生动力。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释放市场活力要素。一是从培育对象而言，要全面开展调查摸底，探寻培育需求和职业意愿，做到精准化画像、个性化施策、人文化关怀，增强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新城归、大学生等群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意愿；要构建涵盖职业资质、职业等级、职业身份、职业价值、职业管理、职业生涯等内容的职业发展制度，提升社会认同，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自信心和荣誉感。二是从培育主体而言，要以新农科建设和新职业认定为契机，整合科研院所等教育资源，激活企事业单位等市场力量，提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能力。三是从乡村环境而言，重点要改善人居环境，美化村容村貌，提升乡村宜居指数，留住新型职业农民；要优化乡村创业环境，改善公共服务，解决新型职业农民扎根基层的后顾之忧；要净化乡风民风，传承农耕文化、兴办耕读教育，提升乡村就业创业软实力。四是从职业生涯而言，要构建贯穿“专业—职业—产业—创业-事业”全生涯周期的职业发展指导、帮扶与咨询机制；设计出涵盖“准入—培育—晋升—退出”等环节的职业管理制度，保障“绿领”职业的职业权威性。五是从激励机制而言，要整合乡愁文化和农耕文明，从情感上驱动；要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从物质上驱动；要发挥国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示范县、示范基地的榜样作用，从荣誉上驱动。

集聚培育外部合力。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还需要突破区域界限，构建社会支撑网络，集聚外部合力。一是以“万企兴万村计划”为契机，整合区域内外的企事业单位所拥有的专业团队、专项资金、专干人才等资源，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高质量发展。二是以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为契机，号召国际教育组织、国家乡村振兴组织、民间公益团体等群体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社会网络。三是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为契机，壮大区域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健全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的机制，搭建起全产业链支撑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载体。四是以区域教育联盟为抓手，链接职教、成教、普教、技教、网教等资源，创建区域性教育支撑网络，打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品牌。五是以人才共育共享为目标，通过东西协作育人、省际合作育人、跨业整合育人等多种形式，创建不同类型和不同功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共同体，实现培育工作人员沟通、设施联通、信息畅通、认知融通、民心相通、合作畅通。

(作者：金绍荣，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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